杏彩体育平台网页版经济纠纷的起诉状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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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彩体育平台网页版经济纠纷的起诉状十篇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3、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类7件,占11.29%。如农嫁女、招赘婿、户口未迁出子女等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上不平等,要求平分收益;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决议,擅自将村集体资源或企业发包给他人经营,以及收益分配不公开等引发村民状告村基层组织的群体性诉讼。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5、城市房屋拆迁类9件,占14.52%。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拆迁主体或拆迁手续不合法引发群体一方诉请停止拆迁;政府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或补偿资金不兑现引发群体一方要求得到充分安置补偿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规模较大。62件案件中,群体一方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案件有27件,占43.5%。其中兰溪市城南办事处中吴村诉该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合同纠纷案的群体一方人数多达848人,由此引发的纠纷规模大、影响广。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和政协召开“”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决议,损害了农民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在中国,民间普通人还是害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推行下乡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地处偏僻,民风相对淳朴,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却从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民族地区人数较少,经济不发达,人们根据习惯法的自觉遵守以及权威人士的调解,能够妥善化解民事纠纷,然而这仅仅能在人口较少、相对封闭的社会适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普遍联系程度加深,经济往来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民族地区原先相对落后、封闭的环境被打破。相应的,原先自给自足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面临着危机。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他破坏了原有的礼制秩序,但又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如果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民事诉讼制度究竟有何缺陷,致使其在民族地区难以得到试用呢?第一点,诉讼成本较高。民事诉讼首先要缴纳诉讼费用,尤其在涉及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案件中,诉讼费用也很可观。第二,民事诉讼经历的周期较长,效率低下,造成诉讼正义额迟延。正义迟延不仅使少数民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降低司法裁判的质量。第三,诉讼程序复杂。当事多对程并不了解,诉讼程序的复杂性给很容易将当事人拒之门外。第四,我国民族地区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现代法治普及以来,尚未与其他纠纷解决方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导致出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剧增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处理诉讼纠纷的效率和能力。第五,诉讼与非诉模式衔接不合理。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建和谐社会法治的重要条件,但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成为诉讼制度合理运行的障碍。

  当下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也正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也遭遇挑战,很难有“权威人物”能够解决纠纷,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传统的“礼”治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思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思想基础。传统的纠纷调解模式已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主体多样化,促使纠纷解决的方式呈多元化。虽然城市化理念的输入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可能逐渐弱化,但仍有其存在的文化基础;城市化使民族地区某些社会群体正在逐渐消失,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型社区仍在这种文化基础上不断产生。新旧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形势下,需要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满足不同群的要求。

  同时,诉讼制度也并非完美。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选择法院来解决纠纷,但其并未考虑到综合的诉讼成本问题,时间上、金钱上以及法院的承受能力上,并非所有纠纷都采用诉讼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相对来说,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更为便利,同时减少讼累。

  诉讼制度的复杂性和高成本事导致诉讼制度难以推行的最直接的原因。许多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手段寻求法律的保护,而诉讼需要耗费的高成本让民众望而却步。不懂程序、不懂法律,让民众难以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当前最便易的方式就是,在民族地区实施民事诉讼时,人民法院尽量简化不必要的程序,缩短审理的期限,降低诉讼费用。在程序上让民众实施诉讼成为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诉讼制度能够成为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选择,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在解决民族地区民间纠纷时,应注意避免激进,维护程序尊严,对乡规民约适当变通,引入机制法律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必须实行并行过渡机制。即在民族地区,对一些当前仍可以适用的习惯法,国家可以予以承认,作为一个过渡;如果有条件,国家可以将之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规中,使之成为制定法的一部分。对于一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通过合理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认同现代国家法。

  实现民族地区纠纷的妥善解决,必须明确诉讼和非诉机制的作用和定位。多种方法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模式。使每个制度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各得其所。诉讼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但不是所有的纠纷必须、只能由诉讼解决.非诉模式的存在,使得诉讼就必须与非诉制度合理衔接。纠纷是指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只要社会存在,作为社会现象的纠纷必然存在。只有诉讼与非诉处理模式合理衔接,对民间纠纷的解决分流,宏观层面满足社会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实现实效最大化。

  法律在民族地区的变通,并不是放任落后,也不是两套法律体系。而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从立法和司法上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允许其制定符合自身特点和特殊权益的自治法规和单行法规。在执法上在现阶段赋予民族地区更强的灵活性,使民族地区的法制能够尽快的在民族地区普及、得到广泛适用,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是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的重要途径。

  自世贸组织1995年1月1日成立至2000年9月底,其争端解决机制共受理了205起国际贸易纠纷,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案件有22起,占同期受理纠纷总数的10.73%.从世贸组织受理的各种类型的纠纷所占比例来看,它排在第三位。这些案件中,有6个已经或正在通过专家组程序处理,5个案件经双方蹉商取得和解,其余案件都在蹉商过程中。

  世贸组织处理的22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全部由发达国家提出。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极力倡导者,最积极地运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推行它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22起案件中,由美国提出申诉的就占了15起,其余7起案件分别由欧共体(6起)和加拿大(1起)提出。

  知识产权起源于欧洲,发展于工业时期。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给予权利人对其发明创造和作品的独占权利,激励人们更多地创造,同时以独占权利换取发明创造内容或作品的公开,促进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保护程度与这一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国内的发明创造数量也较多,这就需要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同时,科技水平的发达也为保护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作品的创作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作品的版权保护却有赖于技术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历史长、保护程度高、制度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多数历史比较短,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制度也不够完善。

  在18、19世纪,虽然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当时已经有了知识产权制度,但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不太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上一国的国内事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技发展速度加快,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含量也上升。由于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程度的差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尽管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就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进入20世纪之后,各国又制定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但这些国际条约大多数只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原则或最低保护标准,都没有规定达不到这些标准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没有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罚措施。

  为了解决国际条约不能对本国知识产权提供有力保护的问题,发达国家制定国内法,力图通过国内法的适用来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特殊301条款。美国政府多次运用这一条款,对它认为未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发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国家列入“黑名单”,迫使这些国家修改自己的知识产权法。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目的,但却不利于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达国家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国际裁判所”。美国1974年贸易法在1984年增加了特殊301条款之后,当年美国贸易代表就对对电影的进口限制进行调查,从1990年到1994年,美国贸易代表平均每年发起2起特殊301条款调查,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说三道四,而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之后,美国贸易代表仅在1996、1997、1998年各发起一次调查,美国在世贸组织提起的其余14起知识产权纠纷都未经过国内的特殊301条款调查而直接向世贸组织申诉。这些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达到原来通过适用国内法想达到的目的。

  从提起申诉的时间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提出呈均匀分布。从1995年到2000年9月中旬,除了1995年没有提起一件知识产权纠纷外,每一年提出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在4至5件.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反补贴协议和反倾销协议纠纷相比,后者呈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可见,知识产权更少受到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倾销、补贴、进口限制、保障措施等等贸易措施都与商品进出口直接相关。一国国内的经济运转状况、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决定了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较开放的态度还是较严厉的贸易保护。此外,如果某种产品对一国的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国家的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都会影响这一国家对这种产品实施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各国实施上述贸易措施的时间是不会均衡的,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从时间上看呈现比较明显的峰谷态势。但知识产权纠纷则不然。尽管从理论上说,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也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运行良好而不提出关于知识产权的申诉。

  所有的纠纷都是针对某一成员方的知识产权法律,而且可以说是每诉必胜。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与其他贸易纠纷(特别是关于反补贴、反倾销协议的纠纷)在这一方面的区别非常明显。大多数贸易纠纷都是因某一成员方的国内具体措施引起,如关于反倾销协议的纠纷,或是因某一成员方对其他成员方的进口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或反倾销调查;又如关于反补贴协议的纠纷,则可能是因一成员方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或一成员方指控其他成员方对某个产品提供了补贴。而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则不是针对某项具体措施,更不涉及某个权利人的具体知识产权。

  在世贸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纠纷:一种是违反世贸组织各项义务之诉,另一种是损害或剥夺某个成员方在世贸组织可享受之利益之诉。在前一种类型的申诉中,申诉方必须明确指出被申诉方所违反的协议。由于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要求不同,申诉方实际上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比如在涉及反倾销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必须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而在涉及TRIPS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只需要指出被申诉方的法律规定不符合TRIPS协议某一条的规定,不需要提供其他证据。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结案的知识产权纠纷看,所有的案件都以给申诉方败诉告终。其中典型的案件是欧共体针对美国修改版权法提出的申诉:美国1998年10月27日修改了版权法。欧共体1999年1月就提出要求蹉商,经过各项程序,专家组于2000年5月作出报告,争端解决机构于7月27日通过专家组的报告,确认美国在版权法修改中增加的“商业豁免”不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要求美国使其版权法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美国的一项法律在修订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必须重新修改,而所有这一切只需要申诉方做一些法理上的分析,无需任何事实证据。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比较晚,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尽管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必须承认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与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规定还有差距。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根据我国的需要和可能,主动去弥合这一差距。

  1、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郑成思教授的《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知识产权法》,见《中国知识产权报》2000年2月18日、25日第二版。

  4、排在前两位的是有关反补贴协议的34起案件(占16.59%)和反倾销协议的25起案件(占12.20%)。

  5、笔者认为,我国1992年对专利法的修改和1993年对商标法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美国通过特殊301条款施加的压力有关。

  6、其中1996年的一次,美国在对印度调查的同时也在WTO申诉,美国胜诉,遂终止了国内调查。另两起调查分别针对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以两国分别与美国签订协议告终。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机构门庭若市,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考察我国《环境保》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秩序,按中国传统之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秩序也作秩叙,或作次序,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按现代解释,秩序,乃人和事物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1}。心理秩序,是一个人的心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某种常度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活动与既定的时间、空间等相协调,因此人的心理总是积极乐观并有助于控制其行为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假定这种状态下,人的心理需求是渐进的,那么外在的时间、空间等事物不仅能够完全满足此时的心理需求,而且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促进心理需求更大限度获得满足的外在因素。比如邻里关系的形成,各方在无心理对抗状态下由相识到融洽相处以及感情不断升华;比如发起人与入伙人的经济需求正好能够得到互补的合作式谈判,由于某种方案完全符合双方的经济需求,所以在谈判进行中双方的心理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最终顺利地实现合作等等。因这种心理需求主要依赖于外在的时空因素,可以称为外因主导型心理需求。相应地,外在的时空因素(包括对方当事人)构成了对当事人心理需求的“供给”。换言之,事物的发展持续性地沿着当事人的愿望方向发展,能够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心理需要。另一种情况是内因主导型心理需求,主要受到当事人性格等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自信、开朗等等,其“供给”主要源于自身心理调控。

  心理需求与供给构成的秩序,即心理秩序,也可大致分为外因主导型和内因主导型。从广义上讲,在常态下由于人的心理几乎不受外在因素的消极干扰,因此心理需求与供给总是保持瞬间的平衡状态,并且不断展现出潜在的并行渐进趋势,这种恰好状态即为心理秩序之衡平。根据意识的相互作用,外因主导型心理秩序又可分为单向意志施加型和多向意志作用型。如果人们之间不发生交往,则意志作用是单向的,即人将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客体单向施加意志,尽管也会经常出现心理需求达不到满足的情况,但不会产生由“多向意志作用”的心理对抗,因此通过自身心理调控能够尽快恢复心理秩序衡平,比如改造自然未达到预期目的、独立进行的科研结果不理想等等,即属单向意志施加型,与内因主导型的调控机制几近相同。然而,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因多向意志作用而维系的心理秩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从调控手段来看,心理秩序可分为自我调控型和意志合作型。上述内因主导型和单向意志施加型心理秩序如出现失衡,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身心理调控来修复,因此属于自我调控型;而多向意志作用型心理秩序失衡的修复,则需要多方沟通达到意志合作。就自我调控型而言,心理秩序的失衡并不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而意志合作型(即多向意志作用型)紧紧围绕生产关系展开,关系到各方的心理秩序与他们之间的意志作用,这与纠纷产生和解决机制的建立具有天然联系。尽管审视角度不同,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秩序总是处于动态衡平状态。

  人们在交往前心理秩序处于衡平状态,尽管相信在交往中对方的“供给”能够增进自身心理需求的满足,从而使得心理秩序仍然衡平,但也存在着原有衡平状态被打破的风险,因此在接触初期潜意识地具有心理防守本能[2]。一般地,交往中蕴含的利益因素包括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前者主要表现为受到尊重、不被欺骗、不被误解等等,后者则体现在直接的经济交往中。如果在不涉及经济利益的交往中,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尊严受损,或者在涉及经济利益的交往中,当事人自认为的合理利益无法实现,则容易发生冲突。此时,不仅验证了心理防守的合理性,也使得潜意识的防守明朗化,如果在这一关键点上冲突无法迅速化解则会演化为心理对抗而导致纠纷发生。

  纠纷的发生,意味着当事人各自的心理秩序完全被打破,即原以为通过交往能够获得的心理满足因对方的原因导致无法实现,从而迁怒于对方,并且当事人各方总认为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服从于对方的意志控制。在不涉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最常见的是双方发生争吵,这时在熟人圈子里充其量是形同陌路或发生情绪“冷战”,并不具有明确的法律意义,但如果因情绪激动或矛盾激化而出现侵权行为,则演化为法律意义上的纠纷,显性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争议,潜在的是强烈的心理对抗。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发生纠纷,当事人各自所认为的“理”的对抗更为强烈。从根本上来讲,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指向性,背后隐含着意志合作的失败,最终寻致各方心理需求的同时失衡。

  面对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愿让步,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优势,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3],同时也期望通过接触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并罗列自己所掌握的对对方非常不利甚至特别有杀伤力的资源,加大给对方的心理攻势。在当事人各自充分进行“利己”论证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各方所持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见解均处于公开状态,而解决纠纷是问题的根本目的。因此,当事人各方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信息甄别和筛选,从而促成当事人自行谈判协商。事实上,当事人表达自己的见解,也是心理对抗的宣泄和释放过程。但宣泄与释放并不能完全消除当事人的心理“敌对”状态,而是取决于谈判的进展和结果。无论怎样,这种自行协商的过程,在实现当事人各方信息对等方面是一个绝好的选择。这也表明,当事人各方除了抱有解决纠纷的愿望外,也存在着加速心理秩序修复的本能。任何一方的心理秩序能否修复,并不是自己的意愿能够左右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当事人的“合作”。也就是说,对方能否通过一种满足于自己心理需求的表现,来解开自己心理上的“结”,对方的这种“表现”对自己而言就是心理“供给”。于是,谈判协商的进行,一方面促成当事利义务的实体妥协,另一方面各方均在意识深处努力地捕捉符合自我心理需求的对方“供给”,一旦对方的权利义务主张被“侵蚀”到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节点”,则谈判成功,各方心理秩序基本得到修复,纠纷也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

  相反,在谈判过程中,当事人互不相让,或者虽然实体权利义务已经处于基本公平的状态(在第三人看来),但当事人一方或各方并不接受,这就意味着合力修复的失败。这也证实了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对纠纷解决的重要性,即纠纷的最终解决不仅仅体现在对其本身的公正合理处理上,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的心理认可度。合力修复的失败,不仅使以前进行的自行协商程序失效,同时也因当事人私下修复心理秩序的信任基础瓦解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当事人的心理对抗。此后,当事人接触谈判的可能性便非常渺茫,即便接触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依赖于对外部力量的信任来构建共同的对话平台以推动纠纷解决程序的进行。

  外部力量的介入,除了诉讼外,取决于当事人的“共同”选择,基本前提是各方对该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全信任。

  因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在诉诸某种机制尤其是通过法律机制解决纠纷时,总是怀着自身权利(自认为“正义”)得到最优实现的愿望和期待,这就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本身应当是公正合理的,并且能够满足当事人的这一心理需求。但从权利的发展来看,“公平正义”从实然权利到法定权利最后到实然权利并不是不折不扣地反映其道德价值。首先,立法是一个权利妥协、权利确认、权利平衡与权利保护的过程,不仅需要体现“自然法”上作为人的实然权利(道德权利),反映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因此,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配即通过立法将利益最终法律化,本身就意味着权利从应然状态上升为法定状态时某种程度上的贬损。从实现个案正义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容易引起人们对法律本身正义性的合理怀疑。其次,法律只调整人们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而不直接调整人们的思想,但行为又是受思想意识支配的,这种似乎“治标不治本”的调整方式容易造们对法律机制的不信任,尤其是它并不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全面的心理发泄平台,而是紧紧围绕争议焦点通过一定程序采取最直接、最简省、最节约的沟通方式企图直奔“定纷止争”这一结果,即便最终达到结案目的未必能够全面解开当事人的心理“结”,比如庭审结束后当事人在法院门口经常出现争吵或偏激行为。再次,司法作为社会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在注重“正义”实现的同时更关注“效率”,而正义与效率之间既具有一致的方面也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比如为体现司法效率而规定的一些程序的进行可能导致正义无法实现,集中体现在证据制度方面)与当事人诉诸司法程序的心理预期是不一致的。另外,从法定权利到实然权利需要“人”的介入,使得权利在实现过程中又一次受到贬损等等。

  由此不难得出,任何机制应有功能的最完美发挥未必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因而该机制的运行只可能借助外因强制功能促使当事人心理屈服或认可,而不能通过当事人心理需求的自我满足达到纠纷的解决。如果当事人从内心对纠纷处理结果不认可,必然寻求新的救济途径,实质上表明已经进行结束的机制最终失败。因此,立足于当事人的不同心理需求角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符合当事人伦理观念,是指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消除当事人的不名誉感心理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是村族协调。因受我国历史形成的宗族文化影响,村族协调机制甚为发达,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村民纠纷由当地有名望的长者居中裁判的解决方式,而且非常受欢迎,如陆丰河东镇78岁老人郑水顺10多年来调解1000多起民间纠纷{2}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角度来看,村民之间发生纠纷虽然一般争议不大,但因顾及共同长期生活的熟人圈子的“面子”心理而导致心理对抗严重,因此当事人愿意通过办事公道、德高望重的长者给一个说法,这不仅可以节约成本,也通过消除各方不名誉感而全面地满足了各自心理需求。此外,当事人也可能共同选择值得信赖的亲属等其他人员搭建对话平台,杏彩登录消融各方心理对抗化解纠纷。

  律师作为法律,比较熟悉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具有比较丰富的执业经验,能够从专业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纠纷的基本要点,最大限度地剥离当事人的情绪化泄愤行为而立足于纠纷本身,提出最大化满足当事益的调解方案。对于当事人而言,由于律师从维护其合法权益出发,因与当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而赢得当事人的充分的信赖,因此,律师主持调解不但可以尽力降低当事人的内耗,也容易通过其“释法”行为迅速消除当事人心理对抗。这种特点要求律师在非诉业务中不仅承担着法律咨询职责,也反映了律师介入非诉纠纷处理机制的必要性。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即属这种类型{3}。尽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解决人民内部纠纷的群众自治组织,但它与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的一个共同点是具有确定的组织机构,这也是四者与村族协调和律师调解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是国家依法设立的纠纷解决组织,建立之时即获得了人们对其无条件的充分信赖,相信这些组织能够满足自己的公平正义价值。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最大区别在于,前二者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不能满足其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则可以进行司法救济。而法院调解则不同,一则调解协议经签收即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我国目前的法院调解程序内嵌于审判程序,程序设置和衔接上仍有不完善之处,使得法院调解在满足当事人公平正义心理方面有所贬损,相关程序亟待完善。

  包括村族协调、律师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和仲裁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为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了一定途径,同时也从不同层面能够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而达到解决纠纷的效果。基于心理秩序衡平之假设,无论上述哪种方式均是在外部力量介入后,通过对当事人发生纠纷的法律关系进行梳理,进而在取得当事人积极配合的前提下进行心理疏导,尽力消融各方的心理对抗,从而在纠纷各方看来,对方已经尽力地作了让步,这种让步也满足了自我心理需求,又一次实现了“意志合作”,最终由各方心理秩序的同时失衡回归到心理秩序的同步修复。

  需要指出的是,诉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完成当事人心理秩序修复,并不必要要求或现实中需要当事人同时作出权利处分来迎合性的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因为一方对对方的“供给”属于对方心理感知的范畴,只要该方能立足于纠纷事实从心理攻势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外力的介人下促成对方自认理亏,对方原有的心理对抗即基本消融,其心理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某种意义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是对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理念的矫正,即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以法律的国家强制力为理论基础,侧重于借助于当事人无法抗衡的外力因素迫使当事人“接受”以恢复失衡的社会秩序,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旨在以当事人本位为基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4},为当事人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解决途径,以便当事人立足于双方共同的心理需求,通过“意志合作”解决纠纷。因此,以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视觉,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所谓“多元”是指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对其探讨对于制度建设具有认识论意义,而其深层次的依据在于纠纷的多样性和当事人解决纠纷需求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心理需求方面,因为经济需求(比如争议标的额、案件情节、影响范围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是级别管辖所考虑的问题。换言之,同一层次机制的运行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事人的经济需求。因而,以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标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分类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有助于当事人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式,当事人双方综合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公平正义、效率等各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最终确定一种能够实现双方个体效益最优的方案,并促使该方案的自觉履行,这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首先,该机制(或者称为广义上的“规则”)是当事人共同选择的,当事人均认可和接受的;其次,通过该机制不仅妥善而彻底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使得双方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降低了当事人的成本内耗。

  (1)公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体现的公平,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程序公正,就具体案件而言,当事人选择哪种解决机制的机会是平等的,而且起点也是平等的。通过当事人所选择的机制,能确保双方当事人充分表达意见和宣泄自己的心理,这既克服了民事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主导的缺陷,也克服了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产生的强烈对抗,当然也克服了折中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因为与诉讼相比,“程序相对弱化、实体更加集中”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大优点,不涉及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协调问题,而是以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积极行使处分权为主线的。通过公正的程序确定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于当事人而言也促成了实体公正,当事人自然是容易接受的。

  (2)正义。所谓正义即法律权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当事人处分权为主线,通过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自由心证”,不仅克服了法院裁判时因法律规则的僵化性缺陷导致可能牺牲个案正义,而且避免了穷尽法律规则的前提下法官依据法律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引起当事人内心不信服。由于民事争议属私权争议,将“自由心证”权利归还当事人,让其在法律范围内通过处分权得以体现本身就是正义的,而由此达成的结果也不会损害法律权威。

  (3)效率。首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有利于通过程序的一次进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可尽量缩短该程序的期限;其次,可以避免不同机制(程序)的依次进行或重复进行,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消耗,节约司法资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为秩序,即实现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即外发型和内源型。外发型是指通过外部力量促使社会个体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包括强制、教化等形式,而内源型是指社会个体通过自发的协调社会关系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状态。从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上来讲,内源型方式的和谐程度更高,而且更有助于和谐状态的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正是以建立当事人充分而适宜的沟通对话平台为前提,以归还和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为主线,以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为动因,以公正、快捷地解决纠纷为目标的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集合。因此,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内部和谐,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和谐有序地发展。

  基于心理秩序衡平之假设,立足于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角度,可以得出这一规律:纠纷产生前(心理秩序衡平)—纠纷产生时(心理秩序失衡)—纠纷解决过程(修复期待—合力修复—对抗加剧—外力介入—意志合作)—纠纷解决(心理秩序恢复衡平)。比利时法学家马克·范·胡克在其著作《法律的沟通之维》一书中指出:法律规则以及作为法律规则集合的法律系统都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运行闭合与认知开放的统一,这种开放体现在规范发出者与规范接受者、法律系统与社会等之间的不断沟通中,正是这种不断的沟通使得法律规则和法律系统在保持稳定、法律在保持相对自治的同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沟通进路,既是指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恰当平衡,也是指、经济、文化等不同的公共领域(机制)之间的彼此互相作用、为彼此的稳定与合法化创造条件,更是指审判者、当事人、大众传媒等社会主体间的交流互动,以达到解决纠纷和维护各自利益的目的。沟通学说一反传统的法的理论,从一个动态的角度阐释法的创制和作用,为我们当今多元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析言之:

  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解等多种形式,长期以来,受纯粹的法治主义影响,我国存在着迷信诉讼、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倾向。这种以诉讼为核心的一元纠纷解决机制强调严格的法律主义,注重法的技术与工具价值,忽视了法的伦理与和谐价值,缺乏深入民间的宽容精神,不能适应基层社会中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与之相对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灵活性、便捷性、温和性恰恰弥补了司法诉讼的不足。然而,虽然我国现存有调解、和解、仲裁、行政处理等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但由于其发展缓慢、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没有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加之非诉手段在程序设置上随意、机构组员素质不高,各解决方式使用依据不一,导致ADR在现实推广中遭遇瓶颈。

  提倡制度间的沟通首先要注重制度间的协调发展。调解制度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被西方国家西颂为“东方经验”,如何将其优质的传统文化内核融合于现代西方法治要义是改革调解制度的首要目标。在当前“调审合一”的法院调解模式中,司法调解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和审判合而为一,调解人员和审判人员身份竞合。这样的立法例运用于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是我国法院调解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推进以调审分离为基础的法院调解改革是促进调解制度发展的应有之意。这里的“调审分离”是诉讼中的分离,既应包括人员、机构上的分离,也应含有范围、期限上的相互独立。其次,在调解协议的效力和瑕疵补救这一方面,笔者认为,无论是法院调解抑或是民间调解,应赋予不同调解协议以同样的法律效力(在强制性上有所区分),限制当事人的任意反悔(该假设的前提是制作调解协议的调解机构为法律所认可,不是任意而为)。理由如下: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包含当事人之间对相关利益的分配达成的合意,签署后不应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待价而沽,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是提升调解地位、树立调解威信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其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未按调解协议给付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可凭调解书向调解机构主张权利,调解机构倚靠法院或专门的国家强制机关强制执行。

  贯通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就要在各种独立制度构建的基础上注重其合理分工,巧妙地处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问题,如诉讼与调解之间、诉讼与劳动仲裁之间、不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等,以充分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手段优势互补作用,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在调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上,各国普遍采取的是调解优先的原则,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而不是诉讼。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纠纷解决程序,可以考虑将诉至人民法院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积极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工会组织、行业协会、妇联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通过多种渠道宣传调解的好处,鼓励当事人选择诉讼内外的各种调解程序。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司法权威不足的国家,我们在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调解工作的同时,不能忽视调解的固有弊端和被滥用的可能性,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应以诉讼机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即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

  通过各种纠纷解决机制间的互动沟通,不断提高当事人在追求效益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有利于群众的角度出发,从方便矛盾化解的角度出发。据此,当事人能够在权衡程序效益最大化和实体利益最优化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程序,社会情状也能在多元利益的推动下日臻和谐。

  有人说不论是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合作皆为当事人的最优战略。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欠缺合作机制的安排,当事人无法协商选择纠纷程序,无法以对话和合意的形式解决纠纷,导致司法对大量简易、小额案件干预过多,浪费司法资源不说,还未必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根据沟通学说的观点,法律思维在根本上是沟通的,它立基于法律领域的不同参与者—律师、法官、当事人和行政官员—相互之间及其他们之间的持续沟通。事实上,法官断案也是一种多元价值的互动与妥协,这种互动并不否定主导地位的存在,但更强调对多方主体意志的包容和接纳,法官裁断案件不应是单单倚靠适用法律“生产”出审判结果,这样的结果即使有“法治”支持,也难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在多元社会发展的今天,基于司法为民的理念,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对抗性争议解决方式已逐步让位于合议性的争议解决方式,法官在诉讼中已不单纯扮演裁断者的角色,而是积极介入争议的解决,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的效果,以寻求利益最优的解决方式。

  在这样一种合意的情形下,当事人可基于自身情况衡量利益的取舍,与对方进行交易,其所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对客观事实的探知,而在于纠纷的解决和各自利益的维护。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现实生活可能是由白、浅灰、深灰与黑所组成”,当事人的合意可以说就是在白与黑之间的灰色区域寻找契合,双方所作出的妥协让步都是为了实现相对利益的最大化,毕竟大部分时候判断对错并非是矛盾争议主体寻求纠纷解决方案的根本目标,排解纠纷实际上还是一个划分利益界限的过程。

  因此,要促成纠纷的妥善解决,首先就要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积极协商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不仅要求在裁断案件中各方当事人意志能够充分表达,从宏观视角来看,它还包含整个法律体系对习俗惯例等民间法的接纳,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良性互动与交流才能促成社会整体的积极可持续发展,以多元的手段满足多元的利益需求纠纷解决才能在高效高质的平台上稳步进行。

  基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尽管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蕴含着利益因素,但纠纷的最终解决不能忽视当事人的心理需求。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通过任何机制对纠纷的表面解决仍然没有达到定纷止争的功能。第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和确立,符合当事人的现实需要。这不仅体现在民事领域,也适用于刑事领域的某些案件(比如对刑事和解的探讨),因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没有否认法院的审判权,相反是对其解决纠纷的有效补充。此外,关注当事人的心理需求,有助于纠纷的顺利快捷解决,也彰显了人性司法和人文关怀的理念。第三,当前需要研究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问题:(1)不同机制的程序衔接。比如经过前一机制确认的事实在后一程序是否可采信(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之规定(英国证据法上称为“不受损害特权”{5})是否必须适用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院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等等。(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互补。促成当事人意志合作的有效方法便是通过该纠纷解决机制,符合当事人各方面的心理需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司法ADR形式,如法院附设调解、法院附设仲裁以及其他形式等{6}

  概言之,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实质上沿着两条主线同时进行,即明确的主线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而隐含的主线为当事人的心理秩序由失衡到修复的过程。因此,满足当事人的心理需求,必将是我国未来纠纷解决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层面,对于探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1]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17日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 》

  {3}廖永安.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 (3) :53 - 59.

  但是,由于存单纠纷案件比较复杂及当事人的利益驱动,也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对适用诉讼中止的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造成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时存在以下问题:

  1、某些法院存在着无限期地适用民事诉讼中止程序,使得民事流转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存单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特别是金融机构一旦败诉,就要承担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民事责任。虽然有些案件事实非常清楚、法律关系也比较明确,不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介入就能查清民事纠纷的事实、分清责任。但某些金融机构出于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先行报案由门或检察机关对此案件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然后以此案为金融刑事案件为由要求人民法院中止审理此案。法院一旦中止审理此案,由于案件的主要经办人一般均已在逃,加之门和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这正是某些金融机构所希望的),使得案件的嫌疑案犯久久不能落网,案件案在门和检察机关无限期拖延的结果,使得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审理也不得不无限期地中止下去,这就使得本来比较简单的法律关系人为地复杂化了,使本应该明确的民事流转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就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保护合法经济主体,促进交易的程序价值理念造成伤害。

  与第一种情况相反,有些存单纠纷案件非常复杂,特别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采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人民法院按照当事人在此非法借贷案件中的过错程序来判决金融机构、出资人、用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如果金融机构的经办人员在逃,用资人及出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联合起来共同作出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陈述。如果银行的经办人员及用资人均在逃,出资人往往为了推卸自身参与非法借贷行为的过错法律责任,在答辩时往往隐瞒事实,否认自身没有向金融机构交付资金、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事实,或者是推说自己已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并且接受金融机构的指令半款项转给用资人,以此达到加重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的目的。而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如果用资人不能偿还本金,金融机构要承担从100%~20%不等的本金返还责任。金融机构往往因负案人员在逃,难以找到使自己摆脱或者减轻民事责任的证据,往往要承受自己本不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此时,人民法院应该适用民事诉讼的诉讼中止的程序,待公安机关和检察部门查清案件的前后事实后再定性判决,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

  3、由于《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若干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诉讼中止的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分岐及适用上的随意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规定中指出,审理存单纠纷案件时适用诉讼中止的条件是:“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鹉中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以上条文各地人民法院的理解不甚相同。有的法院认为以上三个条件事实上是相互独立的,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适用诉讼中止;有的法院则认为:以上三个条件是并列关联关系,只有三个条件均满足时才能适用诉讼中止。由于各地法院对此条文理解不相一致;加之该条文过于原则化,这就给了各地法院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一个很大的自由掌握的空间,从而容易产生前面两种使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情况。

  为了能够消除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存在的上述问题,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使人民法院的审判更加公正和有效率,笔者建议一是对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条件进行更加严格周密的规定,二是如果审判实践中存在人为不正常的诉讼中止或不中止的情况时,赋予当事人有自我救济的权利。

  笔者认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条件应作严格性的解释,并增加一些新的限制性条件,当以下条件同时满足时,可由当事人申请诉讼中止,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裁定或法院直接依职权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应制作裁定书送达当事人,也可以口头裁定的形式通知当事人,口头裁定必须记入笔录。

  1、该案当事人有伪造、变造、虚开存单的行为或涉嫌已被羁押或在逃的;2、门、检察机关对该案已经立案侦查;3、存单纠纷案件需要刑事案件查明相应的事实并作出判决之后才能审理。

  对于第三个条件因存单案件是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而有所不同,需要分别加以探讨;

  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审判的关键在于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 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审查存单单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建立存款关系的真实性。由于《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对存单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有时往往因承办本业务的工作人员在逃很难举出证据证明存单持有人与其是否建立的真实存款关系。金融机构需要公安机关,检察部门的配合才能查清相应的事实,实践中需要提讼中止由相关司法部门配合查清事实的情况主要有:

  第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营业柜台向存款人出具虚假存单或在记载上存在瑕疵的存单,私吞款项或携款逃跑后,对双方建立存款关系的数额认定有很大争议的;

  第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伪造银行存单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在逃,难以确定存款人交付的款项数额的;

  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金融机构的存单,金融机构虽然出具存单的意思表示有瑕疵,但存单是真实的,如主要当事人在逃,而案件中对款项是否交付有争议的;第四、因存款被冒领,冒领人已经逃跑,法院对存单持有人与冒领人相互串通,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事实难以认定的。

  因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同于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由金融机构来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是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的原则,对于此非法借贷行为人民法院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配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当事人的过错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过错大小就成为人民法院应该首先查明的事实。而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大小是以以下两个法律事实表现出来的:

  以上事实常因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用资人在逃难以查清,而出资人一般由于受利益驱动往往对金融机构的过错加以夸大。因此笔者认为在以上两项事实难以查清的情况下由金融机构申请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适用诉讼中止的程序,待相关司法机构查清犯罪事实后再行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赋与了人民法院在决定诉讼中止程序时的较大职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否在审理案件中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二、适用诉讼中止的时间长短由人民法院决定;第三、对于恢复诉讼的审理,诉讼中止的解除也要由法院来决定。当事人对诉讼中止的裁定不得上诉,也不得申请复议。笔者认为以上规定带有比较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实践中可能会存在某些法院的审判人员主观臆断或一方当事人庭下与某些审判人员串通产生使另一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程序上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

  1、当事人可以提出适用诉讼中止程序的申请,由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审查后决定。改变以往单独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单独作出的情况;

  3、当事人对于法院中止诉讼的裁定有异义时可以向受理该案件的法院的院长申请复议一次,对于该复议的申请法院也应做书面答复;

  4、当事人对于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解除诉讼中止的裁定如果有异议时,可以向受理该案件的法院的院长申请复议一次,对于该复议的申请法院应做书面答复。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争端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社会反响较大的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案等。笔者以为,这些案件可归入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行政纠纷的范畴。目前,我国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机制是申诉,此外,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是解决渠道,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阻却了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因此,上述解决机制亟需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非诉形式为辅的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显得迫在眉睫。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是指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过程中,直接影响相对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纠纷形态。

  此类纠纷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纠纷主体是高校与学生。高校主要是指公立高校,因为现存的大量教育行政纠纷都是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管理活动而产生的。而学生是指具有高校学籍,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二是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在组织、管理、教育学生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隶属性、非对等性是这一关系的主要特征。基于教育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违纪处分和学位管理两类,前者是高校与学生教育管理纠纷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学生由于考试作弊、打架而被高校勒令退学而引起的纠纷;后者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未达到校内规定的学术标准拒不颁发毕业证、而引起的纠纷,前述“田永案”、“刘燕文案”即为此类。三是纠纷的内容即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权利义务,也就没有争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的内容既包括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包括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高校设定的是否授予书的条件,奖罚事项的范围,处分的程度、程序,学生的救济途径等。四是解决纠纷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高校内设置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设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及司法机关。

  教育申诉制度是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一项法定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为受处分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然而,我国的教育申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申诉受理机构缺乏中立性。申诉受理机构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其次,申诉程序设置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缺少回避制度、管辖规则、听证规则等,这不仅仅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最后,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具有封闭性。教育申诉不应是唯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应与其他救济制度复议、诉讼等连接,形成一套良性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款规定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可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救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复议的适用作出了规定,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途径。但是,这一规定局限性较大,很难有效的解决教育行政纠纷。首先,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然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高校是行政机关。其次,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能否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有待商榷。若高校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高校、学生将其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作为一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益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成本低廉、程序简便、专业性强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目前,我国实践中还未采用仲裁程序解决高等教育纠纷,因此,可做如下构想。

  1.基本原则。教育仲裁的适用应遵循自愿原则及司法最终审查原则。首先,教育仲裁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但与商事仲裁不同,教育仲裁启动主体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纠纷中的权益受侵者——学生,即学生可基于单方意愿而启动教育仲裁,而不需要纠纷双方的合意授权。自愿原则保证了学生权益救济途径的多样性,增强了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另外,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程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权益,教育仲裁应允许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最终的判决结果。

  2.教育仲裁机构的设置与组成。教育仲裁机构,即教育仲裁委员会可设置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后者牵头组织设立,但地位独立,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组成包括高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育、法律领域的专家。受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的涉及学生处分、学术争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纠纷。

  司法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作为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功能发挥并不理想,申诉与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教育仲裁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完善的救济,将行政诉讼这条司法救济途径引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就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受理状况也很混乱,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持回避的态度,即使个别司法机关将高校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此类案件进行受理,由于法官认识不同,处理各异。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以期通过诉讼渠道得以化解,有赖于一套成熟、可行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

  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取决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实践中,针对教育管理纠纷,法院有的按民事诉讼处理,有的按行政诉讼处理,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定位模糊。笔者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具有隶属性。同时,教育管理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从国家行政权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社会权力。事实上,在教育管理活动中,高校常常单方面的制定校规校纪、校令、实施惩戒等,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来看,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只能是行政诉讼。

  司法审查可以介入教育管理纠纷,但应是一种有限的介入。即在充分保障大学自治空间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界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以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凡是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对学生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的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具体来说,在违纪处分类纠纷中,学校认定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高校校纪校规,而做出的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或影响到学生取得毕业证、的处分;在学位管理类纠纷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高校做出的降留级、取消学籍和强制退学、不予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取消或者追回已经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决定和已经授予的学位、撤销学位、宣布书无效;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

  而诸如学校作息时间、课程安排、教师授课、阅卷、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因为仅仅涉及学校日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或者对学生的权益影响较小,因此,不宜纳入受案范围,学生可采取申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高校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培养和传播的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和自治权,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权利保障。司法权过分的介入可能会侵犯到高校的自治权。那么,如何实现自治权与司法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审查强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和何种方式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看待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的行政决定。”1如果说,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是从横向划定了司法权的边界,而审查的强度则是从纵向明确司法权可到达的深度。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强度应遵循以程序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主要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内容、目的和程序等是否合法,对涉及学术、学业的争议,鉴于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不便审查。例如在“刘燕文案”中,法院仅仅审查了北大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而仍将判断该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实质问题交由北大的学位评审委员会来判定。这样司法审查既在程序上保障了学术公正,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自由权和自治权。相比较而言,那些无涉专业学术问题的纠纷,如学校对违反考试纪律、打架斗殴等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法院可以适当介入展开事实的审查。原因在于,此类纠纷专业性不高,法官在尊重校方的事实判断及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可凭借基本的社会常识进行认定。

  在我国,许多经济法纠纷无法正常提交司法程序解决的情况客观存在,即便是在司法制度更为完善的西方国家,相较于纠纷,经济法纠纷更难接近司法。根据法院能否接受并处理的原则,经济法可诉性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即不能诉和不愿诉的经济法纠纷。

  1.不能诉的障碍。即使当事人诉求司法来解决纠纷,但是司法机关拒绝受理的纠纷称之为不能诉的经济法纠纷。法实施的国家,对于的案件,法院要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可以进行受理,不能诉是因为法律规定;普通法实施的国家,法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规定的不能诉之外,其他案件能否诉讼是要根据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程度。因此,不能诉的原因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和法院本身认定的不应当受理。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指的是法院没有被立法者授予处理经济法纠纷的有关权力。立法者之所以没有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部分经济法纠纷不适合进行审判仲裁;二是基于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一些属于行政机关裁量的经济法纠纷不需要司法机关涉入。迄今为止,究竟什么类型的经济法纠纷不能进行裁判、什么类型司法机关无权处理、司法行政权的分界点在哪等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法院认定的不能受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克制”。在普通法理论中认定法院的克制是法院尊严奠定的基础,也就是不去干预超出自身管辖范围的事。

  2.不愿诉的障碍。这一点主要指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是为纠纷提供提交司法解决的可能性,但是最后纠纷是否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司法程序还要看当事人是否将纠纷诉诸于司法部门。当然,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如果在通过方式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下,当事人仍然拒绝诉求于司法时,便需要深究其原因了。除了纠纷解决的时间过长、成本过高等因素,“搭便车”的心理也是影响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选择正当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经济法的纠纷往往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损害的也都是公众利益或者是群体利益。因此,当公众中的某个人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群体公众的利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就是伴随着这种正外部性而产生的。杏彩体育平台利益受损的个人在此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期盼别人去进行法律,自己就坐享其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去主动。

  1.拓展法院职能。无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还是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经济法纠纷的不能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众对法院职能的认识。想要克服经济法纠纷的不可诉,就要从新认识法院职能。作为天生的裁判者,法院是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日益独立出来的处理纠纷的专门性机构。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机构,既有实行行政机关和纠纷处理机关合一的形式,又有司法职能、行政职能合一的,但这一种形式仅仅只是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司法独立。直到资产阶级之后,许多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普遍推行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此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真正实现了分离,法院开始担任起解决纠纷的职能。尽管法院还起着暴力工具的作用,诸如审理案件、制裁犯罪等,但是更多的是担任中间人的职能,能够公正地进行裁决,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9世纪末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开始不断扩大,法院权力开始萎缩。一些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本应该认定为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也被移除。因此,想要克服经济法存在的可诉,就需要在认识法院职能、掌握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拓展法院的职能。拓展法院的职能对普通法国家较为简单,存在的障碍和困难较小。只要法院的法官能够有才智和勇气冲破先例的局限和束缚,受理新型的经济法纠纷。不墨守陈规、敢于冲破束缚和约束是普通法最显著的生命力,有时候法院的大胆行为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实施的违宪审查权,是“自我加冕”的重要体现。相比较而言,成文法国家遇到的阻碍较大,立法者需要深刻地认识到扩充法院职能的必要性,并将其慎重地加入到法律条文中,与此同时,法院也不能碌碌无为,而是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重新解释现行法律,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拓展法院职能的重要手段。

  2.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资本主义的爆发极大的发展了个人主义,这一变化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私人的权利在民法领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和尊重。19世纪以来的社会化挑战了这一观念,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对抗。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严重阻碍了私利;另一方面,社会大生产催生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凭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在民法的规则下强加给个人,从而危害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私人利益得到了巨大保护,这不仅仅危害着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这反映到法律上有两点体现,一是民法逐步现代化,而是催生了经济法。与民法维护私人利益不同的是,经济法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上,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根据“经济人”的理论,个人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就是个人自己。通常,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进行来对自身的利益进行司法保护。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它是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凡属于这个多数人利益集团的个人都能够在维护集团公共利益中获益,因此,个人便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但是受“搭便车”理论的影响,个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和精力去维护公共利益使别人坐享其成。想要对公众利益进行更好的司法保护,就要在改革传统诉讼方式的基础上探索新方法,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本位法,相较于民法侧重维护个人的利益,经济法更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维护。与民事诉讼维护个人私权不同,经济法诉讼更大程度上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要求法律为其提供司法解决的通道,即公益诉讼制度。换句话说,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克服经济法可塑的重要策略。

  3.变革现行的诉讼机制。想要克服经济法的可诉,就要做到与时俱进,变革诉讼机制的创立符合时展的诉讼形式,也就是经济诉讼。人类诉讼的演进史和诉讼制度自身的发展史表明,实体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派生了诉讼形式,诉讼形式的逻辑依据就是特定的实体法律制度。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法和审判程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像是动物和动物的外形一样。审判程序应当和法律一样,因为审判程序不仅仅只是法律的一种生命表现形式,它还是法律的内在生命的表现。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大量经济法规的不断出台导致了经济诉讼的应运而生。作为经济法“内部表现形式”,经济诉讼的存在体现了经济法规所具有的强制约束力,从而保障了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刑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都采用不同的调整方法,按照自己的调整对象来共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同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相对应,我国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取得了长远发展,经济法也成为了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与此现象不相符的是经济诉讼制度却迟迟不能完善,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完善经济法制,不仅仅需要完善实体法的经济法,还需要完善程序法的经济诉讼法,增设经济诉讼。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经说过:农村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实验室,那是收集了很多可供进行多种不同分析的自发性实验,地方情况的多样性和诸种个体条件的统一性使我们可以进行系统的比较,就像在真正的实验中那样,每个变量都可以被分离出来,快速的演变使得那些在一般演变中由于缓慢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常常被掩盖了的运行机制与变化机制显露得一览无余。1这段话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适合——农村问题在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运动,还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上世纪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党中央国务院多年来均把农村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农村”等建设目标。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城乡差距的加大,贫富差距、土地纠纷、承包经营权纠纷等带来的农村社会冲突日益凸显。其中,由工业化加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在全国上下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如何通过法律调整机制应对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有着深远的意义。

  农村环境问题最早正式出现在官方视野中,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0年,农业部负责开展了有关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之后,“农业”环境问题发展扩充为“农村”环境问题。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对于农村环境管理职能的划分奠定了现行体制的基础: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能从农业部划归新升格成立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行使,农业部则保留了“农业环境保护”职能。新千年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环境保护“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都专门就农村环境保护做出描述,并且将原有的关于农业环境保护的内容作为了农村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2006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首次专章对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做了介绍,我国的农村环境状况被概括为:“(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大部分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堆放在田头、路旁,甚至抛掷到沟渠、水塘,影响环境卫生和农村景观。绝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渗入地下或直排沟渠、水塘。乡镇工业布局不当,工业污染突出。化肥、农药使用不合理造成的局部地区面源污染突出。综合利用措施滞后,畜禽养殖污染日益凸显。”在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为“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除了称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外,其他描述同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大致相同。事实上,实际中的农村环境污染状况远比官方文件的文字令人震撼,甚至可以用触目惊心来描述。而与这种污染状况相对应的,便是日益激烈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2005年在浙江东阳市爆发的大“4.10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事件。“4.10事件”的背景是: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本来景如其名,风景如画。但2001年起,地方政府以租赁土地的形式,占用土地约千亩建设竹溪工业园区,引进十几家化工、印染和塑料企业。这些工厂常常排出大量的废气、废水,严重地影响到了周围村民的身体健康。村民多次到东阳市、金华市、浙江省的环保部门,省环保局及向国家环保总局投诉未果。画水镇村民经过“五年、五级”的不见结果故愤而自力维权。2005年3月,村民在化工区进出的路口设竹棚,由老人看守,检查过往“毒车”。4月10日凌晨,政府为排除路障,于4时出动3000余人(为政府以其他原因集合的政府行政工作人员、公检法执法人员等)强力拆除。当地村民以放鞭炮为号,聚集了3万余人,与政府方对峙。后产生激烈冲突,对峙双方均有人员受伤,近百辆各式车辆被砸。此次事件没有过多出现在中国官方报道中,但却引起了海外及港澳媒体的极大关注。上述例子中反映的是村民与污染工厂之间的一类矛盾冲突,最后甚至上升为村民与政府的对抗。发生在农村的环境冲突常见的还有牲畜等养殖业农户与附近居民的矛盾,以及其他普通邻里环境纠纷。由于第一类环境冲突最为激烈、典型,因此本文主要以这种冲突为研究对象。与农村的其他冲突以及城市环境纠纷相比,这一类农村环境冲突有以下几个特点:1、冲突一般都会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最后往往容易走向极端。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的熏染带来的经常是“,不得不反”的境况。农村受这一影响更甚。因此,通常农民们会先进行等缓和的途径,当这些途径都不能奏效时,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采取过激的手段进行维权。2、大多会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平衡问题。在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的经济要发展,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更需要保障。由于城镇工业区规划不合理、环境污染管理及治理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了农村环境急剧恶化。这其中蕴含着城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镇政府税收收入与农民的生存威胁等之间的复杂利益平衡问题,而一旦事态扩大,又会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利益平衡问题。3、是一种典型的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对抗。自工业化以来,规模化生产的工厂与普通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强弱势对比鲜明的对峙。我国目前大多农村环境利益冲突便是处于弱势的村民对抗强势工业体的无奈之举。相比城市居民,身处污染工厂周边的农村村民无论是在知识层次、经济实力,还是寻求救济的能力都处于明显的弱势。4、社会影响巨大。农村的稳定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子。政府一直在提倡的建设和谐农村用意即在此。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导致的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这些事件也容易被国外媒体借题发挥,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综上,如何解决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工业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利益冲突,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亟需构建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径予以应对。

  现代社会的冲突往往都被纳入法律制度的轨道予以解决。而在现实中,农村村民面对环境污染侵害,容易突破这个轨道,选择一种自力解决的方式,即不依照法律规定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而是以诸如等非法方式解决有关环境冲突。这种解决方式的存在固然有其值得同情的原因,比如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自力解决可视为群众无法忍受环境污染而采取的一种正当防卫行为。但无论如何绝对不值得提倡。这种解决方式其实更可以看作是对我国农村环境法律的匮乏以及农民环境权利救济制度软弱无力现状的一种鞭笞。这两方面分别构成了农村环境利益冲突法律制度原因的两个层面,即实体原因和程序原因。实体上,农村环境法律制度严重缺位。由于农村环境问题与城市环境问题差别较大,在立法上需要专门区别对待。但目前我国有关环境立法中专门的农村环境立法却很少。比如《环境保》(1989年)中的法律制度大多是针对城市环境问题而设计的,仅在第20条中对农村环境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由于立法年代的局限,这部法律也没有涉及农村工业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具体制度方面,比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在环境管理上,农村环境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环境保护的职责权限分割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缺乏统一有效的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这些都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深层制度原因。程序上,我国整体上的环境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功能疲弱,在法治更加薄弱的农村就显得尤为乏力。我国目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包括协商解决、调解、、仲裁、诉讼等,每种方式都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途径。但是,这几种方式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不足。1、协商解决,指当事人之间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对这种解决方法环境保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但并不禁止;在自然资源立法中有明文规定。协商方式的好处在于很好的体现了“和谐”的精神。由于激烈的农村环境利益冲突大多发生在企业和村民之间,纠纷解决之后有可能还要长期共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环境纠纷,既能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团结,也有利于双方共同实现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协商方式在目前的环境相关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达成的协议也没有强制力,双方能否遵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调解解决。首先是行政调解制度。根据相关的环境法律,行政机关(一般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就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行政调解。3在启动程序上,行政调解主要是依当事人的申请,以自愿为原则,行政机关只是提出调解方案,尽可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既不能由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则调解协议自动失效。如当事人就同一案由提讼,那么只能是以原纠纷为标的的民事赔偿诉讼,而不能以作出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调解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级环保部门对本地区的环境状况和环境问题比较熟悉,一旦发生环境纠纷,环保部门可以通过现场勘查、监测、调查研究等途径,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以此为基础,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另外,行政调解具有及时、简便、经济等优点,当事人比较愿意接受。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行政调解的弊端在于不具有约束力,全靠自觉执行。法院调解也是调解制度的一种。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庭前以及审理中对纠纷进行协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8月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将法院附设非诉方式引入司法实践,对我国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院调解好处是,法院调解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环境纠纷,有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也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依法设立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采用居间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和程序的统称。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镇)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近10年来,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呈现出了一种萎缩状态。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这一规定大大促进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推行。3、,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环保部门或其他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政府部门依法予以处理的活动。制度在其他国家的环境立法中也十分常见。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都道府县要设置公害投诉相谈员,其任务是接待居民的公害投诉,调查公害的实际情况,对当事人进行帮助、斡旋、指导。地区的《公害纠纷处理法》规定,各级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应置专责人员,处理公害陈情,对公害陈情作调查,指导陈情人申请调处或裁决。我国十分重视制度,先后通过系列立法来推进制度的实施。继2005年国家出台《条例》之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出台了《环境办法》,于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环境的好处在于,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希望通过环境这样简便、省力的程序迅速解决环境纠纷。环境的弊端主要就在于执行,很多地方由于措施不得力使得流于形式,不能线、仲裁,由纠纷当事人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仲裁协议,双方服从仲裁机构对有关纷争裁断的程序。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裁决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而公平地解决纠纷。1988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条第1款规定,该仲裁委员会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关于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的争议”。但是,我国《仲裁法》(1994年)尚未对其他环境污染纠纷做明确规定。5、诉讼,是环境纠纷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述自己的主张,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解决纠纷的方式。诉讼方式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因此也往往被看作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民事诉讼机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被侵害人举证责任过重、收集证据困难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诉讼机制作用的发挥。